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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非市场力量正在深度影响全球产业链的重构。在日前举行的第八届全球智库峰会上，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-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孟大为坦言来自非洲国家的担忧，担心出现两个平行的贸易投资体系、两个平行的产业供应链体系、技术体系。

　　他注意到，在中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蒙内铁路旁，一些大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要修建平行的公路。“非洲国家不想选边站队。”孟大为说。

　　如何让贸易多边机制回到正轨，挂钩而不脱钩，是多位与会嘉宾讨论的焦点。在全球化智库(CCG)创始人兼理事长、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看来，面对国际社会出现的泛安全化的趋势，中国正以经济全球化对冲军事全球化，不仅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、签署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(RCEP)，还申请加入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(CPTPP)、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(DEPA)等，“中国通过抓经济建设，以不变应万变”。

　　他还提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，预期将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，如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，如依托我国产业基础完整、制造业门类齐全等优势，拓展中间品贸易，让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攀升。

　　挑战

　　关于如今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，不少专家都提及重塑、重构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绕不开的节点事件。

　　“上一次全球化浪潮推动全球产业分工深化，全球供应链不断拉长，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，随着全球化退潮，全球供应链趋于收缩，原有的垂直一体化分工体系拆分为围绕主要制造中心的区域化体系。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分析说，近年来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，全球供应链加快重构，“美国以‘去风险化’为名，行‘去中国化’之实，我国稳定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新的挑战。”

　　他提到，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，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，用政治力量改变全球供应链体系会带来严重后果，如：增加生产成本、造成全球供应链体系紊乱；导致新的贸易壁垒，加剧全球经济碎片化；推高通胀水平，增大滞涨风险。“如今，贸易限制措施越来越多，已经影响全球经济增长。”王一鸣说。

　　最近的一项对华贸易限制措施来自欧盟。7月5日，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临时反补贴税正式生效。今年以来，欧盟已出台多项对华贸易投资限制措施。

　　“一些大国正把正常的经贸问题泛安全化，把地缘政治放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之上，而且动用了行政手段推动脱钩断链、产业回流等。”世界贸易组织前副总干事、商务部原副部长易小准也注意到，近几年，一些大国以泛国家安全为由，推出各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(WTO)规则的单边保护主义措施，“连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无限期地‘瘫痪’了。”

　　今年3月发布的《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年度报告》(以下简称《报告》)显示，自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困境以来，2013年至2017年全球平均每年出台约500项贸易限制措施，2020年这些限制措施增加到1500项，2022年又猛增至2800项，约是2019年的3倍。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被边缘化，目前已有29项国际贸易争端无法得到解决。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正式报告的“贸易关切问题”也从2016年的31个增加到2022年的130个。另据全球贸易预警机构发布的全球贸易干预措施统计数据，在2008年11月至2024年1月期间，各国政府实施的歧视性政策措施约为5.17万项，约为有助于商业活动的政策措施总数的5.2倍。

　　“冷战思维(回潮)是今天世界经济碎片化的首要原因。”在易小准看来，导致全球经济碎片化的原因还有世界正在向多极化转变，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的秩序正在崩塌。

　　他直言世界正在从单极向多极化转变，但是全球的经济治理、经济秩序并没有走向多边主义。“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，我们所拥抱的经济全球化，其实是在二战之后的单极社会里形成的，但这种单极治理的格局和思维正与日益多极化的世界发生激烈碰撞。”

　　以不变应万变

　　如何应对经济碎片化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扰动，如何“挂钩而不脱钩”？王辉耀列举了不少中国实践。

　　他认为，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。一方面，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，越来越受到各国关注和重视。另一方面，中国通过加入更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多边协定，对冲风险。除签署RCEP外，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、中非合作论坛、中国-中亚峰会、中国-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等机制，都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。

　　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《RCEP区域合作成效与发展前景报告2023》显示，自RCEP生效实施以来，多数市场主体对扩大出口市场、享受便利化措施、增加贸易机会、改善营商环境、利用规则享惠等方面给予积极评价，域内成员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显示出较强的韧性，促进区域经贸合作和经济增长红利初步释放，不仅东盟等RCEP成员受益明显，而且也产生了积极的外溢和示范效应，成为多重危机之下带动全球贸易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，有效缓解了世界经济“碎片化”的不利影响。

　　王辉耀还提到超过20个国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，后者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。“这是因为多国看到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、全球治理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。”在王辉耀看来，该机制扩围后，新成员能带来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要素禀赋，为金砖国家提供更多新的合作机会与发展机遇。

　　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显示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，2023年金砖国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(GDP)的三分之一，创下纪录，而七国集团经济体的比重降至29%。金砖国家目前包括10国，即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、中国和南非，以及今年加入的埃及、埃塞俄比亚、伊朗、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。自2006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立以来，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增长了10.2个百分点。

　　向经济全球化逆流说不，很多目光望向中国。作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倡导者和推动者，中国通过各类展会平台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和成果，同时中国也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节点。

　　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《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(2023)》显示，2017年起，中国成为亚洲的价值链中心节点，与德国、美国共同成为全球价值链三大枢纽。

　　“解决全球经济碎片化问题，必须是各国特别是大国，回到多边合作的正确轨道。”易小准尤其提到大国要带头认真遵守WTO的规则，坚持在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下解决贸易分歧。他以中美在WTO的合作成果为例说，WTO第十二届、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成果来自中美的幕后合作，中美之间仍有余地可以去合作，“但应当是在多边贸易规则之下，在多边贸易体制之内去合作。”

　　“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”

　　实际上，不论是共享区域开放成果，还是以区域合作促进全球发展，多国正以实践诠释“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，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”。在易小准看来，各国要回到多边主义和多边合作共赢的正确道路，首先是需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。其次，主要经济体需要理性平衡地处理好安全与开放、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，防止掉入泛安全化的陷阱。

　　“全球化虽然在退潮，但全球化发展趋势没有改变。”王一鸣表示，目前，国际贸易增速仍然快于全球经济增速，跨国公司海外资产配置比例、海外销售比例等指标也在提高。“从这个意义上看，全球化并没有终结。”

　　他还从供应链体系的角度分析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。“从国际经验看，越是具有竞争力的产品，往往对国外中间品依赖度也越高，因为要用最优质的中间品生产最有竞争力的最终产品。”王一鸣补充说，随着某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，对外依赖度也呈现上升趋势。“这就意味着，要提升国际竞争力，就必须参与全球分工体系。”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作为“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”的新增长点之一，拓展中间品贸易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。中间品贸易也成为如今国际贸易的主体、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体。去年领跑出口的外贸“新三样”中，生产锂电池用到的电芯、生产光伏板用到的涂锡铜带即为中间品。

　　《报告》显示，尽管近几年国际贸易摩擦不断，但亚洲在全球价值链产品竞争中优势突出，中国保持了在亚洲中间品贸易中的主导地位。2022年，在交易量最大的22种中间品中，中国仍然有20种处于领先地位，如橡胶轮胎，纸和纸板，纱线、纺织品及制成品材料，玻璃，钢铁材料，开关装置零部件，蓄电池等。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测算，2022年，我国中间品贸易占全球中间品贸易比重也跃升至15.2%，位列世界第一。

　　“中国对东盟等经济体的中间品贸易额在大幅增长，东盟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”王一鸣分析说，一些跨国公司推行“中国+N”战略，在东盟设立生产工厂，促进中国对东盟国家的中间品出口。同时，中国部分终端制造环节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，也带动了中国中间品对外出口。“这种供应链的调整变化，既给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带来新挑战，也给中国在全球配置供应链体系带来新机遇。”王一鸣说。

　　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朱彩云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